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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評價“政府質量獎”的真實內幕
2019-03-06 01:21 來源:中國質量投訴網 瀏覽:次 作者:劉新建
        最近,同仁堂出事了,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下屬的北京同仁堂蜂業有限公司因更換標簽虛假標注生產日期和使用回收蜂蜜作為原料生產蜂蜜,被市場監管總局做出撤銷中國質量獎稱號的行政處罰,這個處罰沒引起什麽爭議,但筆者發現一篇署名“木刀戎馬”的作者在一“戎馬財經”的公眾號上發表“同仁堂被撤銷的中國質量獎是個啥獎?”的文章,通過對中國質量獎進行了相關解讀,實際對整個政府質量獎(包括中國質量獎、省長質量獎、市長質量獎)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了質疑,文章有4千多的閱讀量,其觀點還得到很多讀者的附和,筆者仔細看過這篇文章後,認為該文作者對質量獎缺乏基本的認識,文章觀點漏洞百出,對公眾已經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誤導,為防止以訛傳訛,筆者就“政府質量獎”談談個人的一些看法,拋磚引玉,請大家予以指正。
一什麽是“中國質量獎”?
        根據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令第167號《中國質量獎管理辦法》第二條和第三條規定,中國質量獎是是國家在質量領域授予各類組織和個人的榮譽。中國質量獎設中國質量獎和中國質量獎提名獎,每兩年評選一次,每屆中國質量獎獲獎組織和個人數量按照有關規定執行。依據原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公布的《中國質量獎評審規則》第二條規定,中國質量獎是國家在質量領域的最高政府性榮譽,授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質量領先、技術創新、品牌優秀、效益突出的組織和對促進質量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個人。
         首屆中國質量獎頒獎儀式2013年12月16日在北京航天城舉行,國務委員王勇出席並為中國質量獎獲獎組織和個人頒獎,對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基於質量問題"雙歸零"的係統管理方法、海爾集團公司"人單合一雙贏"為核心的質量管理模式和在我國推廣、普及全麵質量管理模式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劉源張授予首屆中國質量獎。另外,有43個組織、3名個人獲得首屆中國質量獎提名獎。
        此外,目前,在省、市、縣三級,全國很多地方也設立了相應的“省長質量獎”、“市長質量獎”和“縣長質量獎”,並各自組織開展了相關的評定工作。基於各級質量獎具有的共同特性,本文不特別指向“中國質量獎”,因此,為下文表述方便,我們把“中國質量獎”、“省長質量獎”、“市長質量獎”和“縣長質量獎“統稱為“政府質量獎”。
二、政府質量獎的特點
      1、從製度層麵來說,政府質量獎是一項基於法律授權的質量獎勵製度。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六條明確規定,“國家鼓勵推行科學的質量管理方法,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鼓勵企業產品質量達到並且超過行業標準、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對產品質量管理先進和產品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
        其次,國務院《質量發展綱要(2011-2020年)》(國發〔2012〕9號)在創新質量發展機製方麵也明確提出,“建立國家和地方質量獎勵製度,對質量管理先進、成績顯著的組織和個人給予表彰獎勵,樹立先進典型,激勵廣大企業和全社會重質量、講誠信、樹品牌。”基於行政法的行政優先原則(即法有規定不可違),《產品質量法》第六條第二款明確規定的“對產品質量管理先進和產品質量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成績顯著的單位和個人,給予獎勵。”就不僅僅是一個激勵的口號,而是賦予各級政府的一項行政職責,即建立質量獎勵製度(如政府質量獎設立)並貫徹實施,是各級政府應當履行的一項工作職責。
        而從質量獎勵製度的建立來說,“政府質量獎”實際是借鑒了外國的質量獎勵製度,目前,國際上已有80多個國家建立了質量獎勵製度,包括日本"戴明獎"、美國"波多裏奇國家質量獎"、歐洲質量獎、英國質量獎等。實踐證明,設立政府質量獎,不僅能極大地增強企業的質量責任感和勇於競爭的信心,而且還能起到巨大的帶動和示範作用,激勵更多的企業在質量上追求卓越,促進國家質量水平的整體提高。
       2、從行為屬性來說,政府質量獎的授予是一個各級政府貫徹實施國家質量獎勵製度依法實施的行政獎勵行為。
        行政獎勵屬於具體行政行為,實施行為的行政主體就是和“政府質量獎”相對應的各級政府,政府質量獎的授予作為行政獎勵主要是指各級政府為了實現特定行政目的(引導、激勵企業推行科學的質量管理方法和先進的科學技術),對質量管理先進、成績顯著的組織和個人(即相對人)給予表彰獎勵的一個行政行為,行政獎勵在我國曆史上就已經存在,如獎勵耕織、獎勵屯田等,目前在自然科學研究、體育事業等領域仍然廣泛存在,並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發明獎勵、科技進步獎勵等。
        3、政府質量獎的評選過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公正性
        政府質量獎的授予雖然是以各級政府作為行政主體實施的行政行為,但政府質量獎的評選工作參照了國外國家質量獎的通常做法,如國際上受到普遍認可的日本的戴明獎,專門設立有戴明獎委員會負責戴明獎的考核和獎勵工作。成員來自工業界和學術界,委員會下設5個小組負責處理有關事務。我國政府質量獎的評選工作一般由成立的相對獨立的評選委員會負責進行,評選委員會成員一般聘請質量領域的專家或學者擔任,而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委托第三方機構承擔評選工作,由第三方機構聘請質量領域的專家或學者負責具體評選工作,並設有評審監督小組負責監督評選工作,如《山東省省長質量獎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 省質量強省及名牌戰略推進工作領導小組(以下簡稱"質量強省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省長質量獎評審的領導工作。主要職責是:(三)委托國內具備豐富質量獎評審經驗的第三方機構(以下簡稱"第三方機構")承擔省長質量獎評審工作;”(四)批準成立省長質量獎評審監督小組,負責省長質量獎評審監督工作;”,由此可見,我國政府質量獎的評選過程充分體現了程序的公正性,木刀戎馬在其文章中聲稱“而在國際上受到普遍認可的質量獎是,美國的波多裏奇國家質量獎、日本戴明獎和歐洲質量獎往往是完全獨立的第三方的質量評價機構,而中國政府質量獎的評選機構往往是以原質檢總局或當地政府。”不僅缺乏事實依據,而且極易誤導公眾認為政府質量獎的評選缺乏公正性。
        4、政府質量獎的授予是對企業卓越績效管理水平和能力的評價和認可。
        企業申請政府質量獎要求以企業通過質量管理體係認證為基本要件,即企業質量管理要符合ISO 9001:2008(最新標準是ISO 9001:2015)《質量管理體係 要求》要求,政府質量獎的評審依據是卓越績效模式標準,卓越績效模式是當前國際上廣泛認同的一種組織綜合績效管理的有效方法/工具。該模式源自美國波多裏奇獎評審標準,以顧客為導向,追求卓越績效管理理念。包括領導、戰略、顧客和市場、測量分析改進、人力資源、過程管理、經營結果等七個方麵。ISO 9001標準關注產品和服務符合性,追求顧客滿意,而卓越績效模式不僅僅關注產品和服務質量,更關注組織的經營質量,不僅僅追求顧客滿意,更追求相關方滿意。卓越績效模式的要求遠高於ISO9001。
       從政府質量獎適用卓越績效模式標準作為評審依據可以看出,木刀戎馬在其文章中對評審規則的質疑,即認為“中國政府質量獎的評選規則更關注企業生產過程中的質量標準,企業是否有能力生產更高質量標準的產品時評價的核心標準,以消費為出發點的評價方法較少。”的觀點根本不能成立,充分反映作者對卓越績效模式標準缺乏基本的認識。而從文章的表述邏輯來看,正是由於作者對政府質量獎評選機構和評審規則的沒有根據的質疑,得出了所謂“(政府質量獎)是政府背書的謬論。
 三、政府質量獎的功能主要在於樹立質量管理標杆企業,激勵更多的企業在質量上追求卓越,促進國家質量水平的整體提高。
      從這個意義上展開我們要注意兩個方麵:
        1、首先,如前所述,政府質量獎的授予僅僅是對企業卓越績效管理水平和能力的評價和認可,政府沒有承擔任何向市場推薦優質產(食)品或服務的功能,這點和政府參與推薦名牌產品具有明顯的指向性有著根本不同,而推行政府質量獎,政府著眼的也不是提高獲獎企業在市場的主體地位,而是著眼於通過樹立標杆企業,鼓勵企業采用先進的質量管理方法,推進國家整體質量水平提高,企業無法通過獲獎而獲得超越市場經濟平等主體之上的特權。而獲獎企業生產的產品出現問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響政府質量獎的權威,但假設沒有政府質量獎,產品質量危機出現仍然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因為有限的政府資源不能確保所有食品在任何時候都是安全的,產品質量事故主要和企業質量主體責任的缺乏和政府監管資源的有限性造成的,和政府質量獎沒有任何必然因果聯係。
        2、 從產品風險治理的角度來說,推行政府質量獎評選,並沒有增加產品質量風險。獲得政府質量獎的企業除了獲得榮譽和獎勵,在產品質量監管方麵沒有獲得任何特權,相關質量監管部門對其並沒有放鬆管製。
        這裏筆者注意到木刀戎馬在其文章中引用的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局長張茅的一段話中的提到的“三聚氰胺就是最典型的案例“,雖然同仁堂事件影響遠不如當年三鹿事件大,但木刀戎馬對張局長的講話生搬硬套,其用意明顯是將同仁堂事件和三鹿事件反映出的問題等同視之,當年三鹿事件因為三聚氰胺問題,不僅導致了很多嬰幼兒造成了身體傷害,還直接導致產品免檢製度的取消,但當年實施的免檢製度和同仁堂事件中撤銷的政府質量獎是有根本區別的:
        現在已經消失的食品免檢,雖然在扶優扶強、引導消費、減少企業和行政成本、擺脫地方幹預方麵有一定成效,但其“罪有應得”,根源在於是在整個產品免檢製度中引入食品免檢,製度的設計者完全忽視了食品行業在當今社會的高風險性,食品風險本應放在治理的重點優先考量,食品行業本應加強抽查和監管,卻不區分產品風險高低,與其他產品一樣適用免檢製,雖然沒有放棄監管,但減少了抽查頻次,延長了抽查周期,事實上放鬆了監管,鑒於食品行業的高風險性,勢必增加了風險控製難度而增大了食品安全事故發生機率。另外,食品免檢製在減少抽檢頻率的同時,事實上還負擔起 政府向市場推薦優質食品的功能,可想而知,一旦被推薦食品出現問題,政府承受問責的壓力就更大了,而如前所述政府質量獎顯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們要正確認識推行”政府質量獎“在貫徹國家質量獎勵製度,在創新質量發展機製方麵起到的示範和引領作用,不能將其混同於政府參與的名牌、商標評比活動,將其視為幹預市場經濟的政府背書行為而一刀切,否則,勢必對當前的質量發展工作造成不利影響。
 
(責任編輯:中國質量投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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